(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郭海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取得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完善,主力军全面向主战场挺进。当前,中央、省、市、县四级广电媒体持续强化优势输出,巩固自有平台建设成果,优化供给侧内容生产流程,形成跨层级、跨领域的良性生态网络,积极释放媒介技术价值,不断优化用户体验,经济模式不断重构迭代。当前,广电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进入全面攻坚期,融合发展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已然明确。要进一步推动广电媒体融合的创新转型和跃升迭代,有必要系统剖析近年来广电媒体融合发展的实施进路,厘清融合效应及影响。
近年来,中国广电媒体融合通过横向层面更为广泛、深度的平台聚合,以及纵向层面更加立体、全面的传媒体系建构,有效促成新发展格局。广电新格局的基本成型既是技术创新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硬性要求。无论是产业规模的逐步壮大、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还是节目内容的不断丰富、制作水准的持续提升,都为广电媒体产业模式的升级以及新的传播矩阵打造注入了活力。
就横向的平台聚合而言,其主要包括表层传播渠道的聚合,以及对行动主体和信息的汇集。首先,在全媒体时代的互联网传播模式中,各种传播媒介广泛融合,形成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形态相互交织的传播局面,不同传播形态之间相互融合并展开博弈,进而带来各类传播渠道的拓展与融合。在媒体融合国家战略指引下,省、市级广电纷纷借力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全媒体业务布局,分别于网络PC端、手机移动端以及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APP拓展传播渠道与边界;省、市、县各级广电媒体根据自身特点,以中央媒体开展建设“中央厨房”为范例,全力打造个性化、特色化的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
其次,从主体意义层面来看,新传播格局的形成主要仰赖于全媒体时代媒体主体能动性的解放与提升,因此,在表层传播渠道聚合背后,实际上是相关广电行动主体及其生产内容的汇聚。一方面,在新的去物理化时空内,以往处在传播链条末端的个体受众因技术赋权而获得了信息生产力的解放。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中,他们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生产者和参与者,与相关社会组织、政府机构、抑或智能化的数字主体共同构成了广电媒体融合过程中的行动者主体,而通过开放式的连接模式,各类主体得以形成一种潜在链接;另一方面,通过全媒体信息处理平台对屏幕前用户实施信息的精准投放背后,是新媒体后台通过云计算对于海量信息的汇聚,并根据用户不同的信息诉求,创造并推出更多异质多样的节目内容。如此,在传播渠道、传播主体及内容聚合中,我国广电媒体逐步朝着“一体化”平台的贯通与成型迈进。
就纵向的传媒体系构建而言,全媒体时代,全国范围内县级融媒体中心展开建设并渐次打通,四级广电媒体逐步形成合力,全媒体生态体系与全产业链全盘激活。自1983年国家提出并实行“四级办广播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方针以来,我国广播电视行业依托体制革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之后,随着县级以上行政区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有线广电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推广并逐渐形成覆盖,更多样态且专业化的节目类型出现,中国广电媒体开始全方位崛起并形成腾飞之势。在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普及初期,广电媒体一度遭遇到严峻挑战,被迫进入发展瓶颈期。随着中央连接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广电主流媒体开始锐意改革,并通过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科学运用,开启了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征程的第一步。而各级媒体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明确划分各自职能、准确定位发展方向,上下一体,同步前进。
如今,随着新媒介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生活,广电行业的融合发展不再局限于对新媒介技术的简单引入与应用,而是更加注重在主体层面的交互与发掘。尤其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的渗透之下,技术的物质性和具身性受到重视,媒介技术主体与自然人主体互嵌,形成了诸如沉浸人、媒介人、智人等新的传播主体,不仅对现有内容生产模式产生影响,而且重构着整个传媒生态。在此媒介环境中,四级广电媒体在加速融合中也不断调整和优化着组织架构,在推进媒介技术变革的同时,将智能化行动主体引入内容生产的全链条中。另外,广电媒体还必须在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媒介化的潮流中充当好主力军,在与新媒介技术的融合过程中,努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力,促进主流价值的回归,从而在主体层面和价值层面建构起一个更为健全、深厚的传媒生态体系。
诚然,广电媒体新发展格局的建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平台融合流于浅层相加、优质资源配置不均、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水平不一、各主体对媒体融合理念与路径存在认知偏差等问题,产生了如新的传播主体在意识形态及价值意义上的判断不准确、多元主体参与下的舆论博弈,以及国际广电节目对本土广电节目的冲击等层面的新困惑。
当前,广电媒体产业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期。各级广电媒体从经营模式出发深化改革,并通过新的供给拉动新的消费,在激发新动力的基础上重新激活相关产业链、形成新业态。整体来看,这一举措主要是通过内外结合来进行,即在着手展开内部资源整合的同时,配合外部资本与市场的驱动,从而在内外联动中颠覆和重构原有经营模式,以实现广电媒体经营创新和创收。
不同层级和地区的广电媒体拥有不同类型的内部资源,而内部资源整合的方式决定了其融合路径的选择。总体上看,传统广电媒体拥有的内部资源包括组织架构资源、内容资源、人才资源等。其中,组织架构资源是基础,内容资源是根本,人才资源是关键。组织架构资源的整合主要是对原有架构进行调整或重组,以提升相关职能。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统筹广告经营、战略咨询、版权运营等功能的基础上,成立了总经理室;湖南卫视成立商业运营中心,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整合等。内容资源整合即是通过对各自独特内容的集中而形成规模化、专业性的广电媒体平台,并以内容的汇聚打造自我品牌,以内容创新重构关系连接。如湖南卫视在收回版权与停止对外分销的基础上于2014年宣布的“芒果独播”,乘节目热潮之势进行后续的产品化和IP化,以及之后针对新生代网民推出的自制和定制性内容等策略,都是针对新媒体市场化进行的路径探索。不同于聚焦小众用户群体,中央级广电媒体的内容整合主要集中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发掘和再创新,从精神价值与文化意义层面来打造电视荧屏景观,并在将内容推广至全网。人才资源的整合主要是针对近年来广电媒体内部人才流失和短缺状况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包括在体制机制的创新基础上吸引更多对新媒体熟悉且应用熟练的人才,优化升级队伍;搭建更为有效的人才管理体系,以及完善以收入分配为中心的激励机制,以激发和调动广电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加大人才培养的总投入比,以扩充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广电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整合不是简单地相加与集中,而是使各类资源形成深度勾连、发生有效交融乃至碰撞出具有时代意涵的价值意义,从而为广电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强劲内推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广电媒体经营模式的革新及其产业化无法离开市场与资本的驱动,尤其是5G技术推广运用以来,广电媒体不断释放自身优势,形成了特色化和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一是新技术更进一步促进了新消费观念在全社会的弥散,促使广电主体对其经济属性予以重视;二是以广播电视集团化为序幕的体制革新促进了广电主体的思想解放,激发其更加大胆有力的创新融合,融资意识愈发强烈;三是自广电网络上市以来,新媒体开放畅通的传播渠道促进资本和机构的重组,从而带来融资结构的合理化发展,吸引更多投资主体的加盟。基于此,我国传媒行业在近年来逐渐突破新旧媒体之间形而上的结合,转向更多实际层面的创新与融合,如在明确广电5G市场定位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媒介资本市场,努力均衡媒介资源的交易和配置,并在完善市场结构的基础上扩大广电市场规模,以契合社会投资的高需求。另外,在充分结合市场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广电媒体积极发挥政策优势来拓展市场主体,展开多元化经营,完善产业链,有效促进产业盈利模式的立体化和成熟化。为了更便捷地展开外部融资,在秉持“全国一网”和“一省一网”建设目标的同时,各级相关部门通过制定更加具体合理的行业标准积极建立和完善广电产业资源评估体系,以便科学客观地评价各类媒介资源的发展价值。
全媒体时代,面对互联网企业与新媒体技术的强势冲击,我国传统广电媒体采取了正面迎战与迂回借力的双重传播策略,从而造就了短期内借力转型与长期蓄力自谋的规划图景。近年来,两种策略同步进行,且逐渐形成重合之势,为广电媒体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
鉴于当前爱奇艺、优酷、腾讯等网络视频平台在对产业链的整合过程中不断增加自制内容的产量与密度,对传统广电媒体的发展形成冲击,大多数广电媒体,尤其自身资源较少或发展不景气的地市级广电,更多采取直接向新的媒介借力来展开革新的策略。所谓借力,一是指借力新媒体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二是与其他层级及同级广电媒体,以及广播与电视之间展开互助。技术借力主要是指借鉴和运用新媒体带来的信息化技术手段进行相关产品的制作。数字化技术所具备的即时、便捷、易操作等特点,给信息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使更多的普通大众被纳入信息的生产流程中;而多元主体参与的信息生产模式又导致了信息的过剩和泛滥,使得被动型受众向主动型用户转变。由此,用户成为整个信息链上的节点性存在,影响着相关内容的生产和传播。鉴于此,我国各级广电媒体积极置备先进的数字化采编播设备,全面推广数字化高清电视,广泛应用支撑慢直播、沉浸式具身体验等更精密的智能化技术;在推进大型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的建立,以全面升级内容播出的形式手段;结合新媒体技术改进卫星广播技术,形成更广范围内的内容覆盖,从而扩展和维系潜在用户。此外,相关设备的自动检测维修也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加持下得到提升,检测水准更加可靠,维修效率得以显著提升。于广电媒体之间的互助而言,一方面是上下级、同级广电之间加强互融互通的频率,减少沟通阻碍,从而使不同地区的硬件与软件形成联通与呼应;另一方面是广播与电视之间通过信息、人力、物力等资源的共享而展开的互助,配合电视与广播两大传统媒体各自发挥其特色效力,共同开拓更加真实且贴近群众日常生活的栏目,在形成共赢局面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
而从长远来看,广电媒体的借力转型只是短期内的应对之计,可持续发展仍需依靠自身的革新,因此需要进行长期的蓄力自谋。所谓蓄力自谋是指面对新媒体应用带来的挑战,传统广电媒体依靠自身平台已有的资源优势与传播优势展开自我革新,具体包括形式上的平台打造与内容上的符号凝聚。其中,形式上的平台打造主要是通过建立专属视频APP来进行。典型如湖南卫视在已有受众和品牌节目基础之上打造芒果TV,从“独播”到“独特”,再到“独创”,新旧媒体通过各自突破与彼此交互,经过多年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融合模式,并与国内其他头部视频平台形成并驾齐驱之势;又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5G+4K/8K+AI等新技术基础上于2019年上线新媒体平台“央视频”,以“品质”为首要定位,促进主流价值的传播和实现。作为首个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央视频近年来更是凭借优质可靠的数字技术为主流广电媒体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示范。在内容方面,传统广电得益于传播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而赢得观众长期信赖,其能指符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如果说新媒体平台的打造是广电媒体从外部展开的自谋之路,内容上创新与发力就是其力求从内涵上进行的延展开拓。在全民主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更多微观层面的话语叙事不断涌现,意义共享的方式和渠道更为多元,形式也更为开放和自由。在媒介赋权下,依托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并积极运用亲和、接地气的网络语言,大众媒体不仅激发了民众的积极参与,更将碎片化时空内的不同个体与群体聚合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内,形成或短暂或持久的兴趣、情感、舆论、文化等多种类型的共同体。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的传播主体使用、还原甚至创造出有意义的文化符号,不仅能加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更使社会的文化或文明得以维系、革新或再造,成为连接古今、连接人与自然、连接人与社会的精神纽带。例如,河南卫视近年来专注内容制作模式的创新,针对各个传统节日推出一系列凸显中国美学的舞台节目。节目所包含的各种民族文化符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被人们不断地转发和点赞,在仪式感的营造中号召更多人参与其中,不仅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也激发了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的内部活力。
广电媒体通过向新媒体借力和内部的互助为自身的转型带来了新力量,全面提升了影响力,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但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能将全部重心放在外部的他者,而要从自身出发,不断蓄力,向内在探索,在与新媒体的交互竞合中挖掘潜能、激发更多传播主体的参与能力和创新力。只有短期与长期结合,借力与蓄力并行,方能推动构建广电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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