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新闻宣传体系中,县级新闻媒体是打通媒体融合“最后一公里”、新闻宣传“最后一公里”、连接群众“最后一公里”、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舆论阵地。
浙江省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起步比较早,2018年9月,中宣部在浙江省长兴县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拉开了全国范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序幕。
近年来,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始终在方向引导、政策扶持、推介推广等方面,积极鼓励和促进各县级广播电视台开展媒体融合试点工作。
2023年9月,随着萧山、富阳两区融媒体中心挂牌,浙江实现了全省90个县(市、区)融媒体中心全覆盖。
起步早、发展快,让浙江省县级融媒体一路进入快车道,多家县级融媒体成为标杆。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浙江90个县(市、区)级融媒体中心有14家营收过亿元。
而今2023年,浙江省县级融媒体刷新历年纪录——县融会员单位新媒体用户数达1.1亿人;县融经营总收入超1亿元的达16家,占全省融媒体中心的17%。
6月14日—15日在金华东阳举行的2024浙江县(市、区)传媒年会,公布了过去一年浙江省县融工作成绩单。
年会发布的2023年度工作报告提到,2023年,浙江省县融新闻创新创优刷新历年纪录,共有124件作品获浙江新闻奖一、二、三等奖,1128件作品获浙江县市新闻奖一、二、三等奖,同时,越来越多的县融作品进入中国新闻奖的评选视野。
县融会员单位新媒体用户数达1.1亿人,比2022年增长80%;客户端下载用户数超2750万,比2022年增长71.8%;用户数10万+以上客户端54个,比2022年增长12.5%;10万+爆款产品15325个,比2022年增长167%。
县融媒体营业总收入52.88亿元,与2022年相比增长23%;经营总收入超1亿元的县融达到16家,占全省融媒体中心的17%。
2023年安吉县融媒体中心总营收达到6.67亿元。在此之前的2015—2022年,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的营收分别达到1.51亿元、1.83亿元、1.95亿元、2.2亿元、2.4亿元、2.9亿元、4.012亿元和4.87亿元,连续8年增长速度在10%以上;特别是疫情3年期间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2022年营收更是超4.87亿元,同比增长21%。
瑞安市融媒体中心正在争取成为中国首家科技文化类县级媒体上市公司,相关上市辅导团队已入驻该中心。
17%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迈入亿元俱乐部,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得益于浙江政治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较高——
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所有县(市、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均破百亿,更有28个县(市、区)破千亿。
此外,人口资源的正向增长也是利好因素。2023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6627万人,同比增长50万人,居全国前列。
另一方面,这和一直以来浙江媒体市场化程度较高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媒体发展的“浙江模式”主要有三大法宝——“媒体+公司”的发展架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模式,“新闻+三务(政务、商务、服务)”的运作路径。
这三大法宝同样贯穿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深度融合发展,并成为它们调节社会公益事业运作模式与进行市场资源配置的关系框架。
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来说,首先要明确的是身份定位问题。
因为各地情况不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身份定位也不同。
公益一类是财政全额拨款单位,虽然免去了向市场要效益的“烦恼”,但也意味着收入固定透明,难以通过多劳多得、拉开收入差距等手段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公益一类的框架下,寻求增量达到激励目的成为主要途径。
公益二类单位基本采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管理调控空间大,自主性和灵活性强,但也面临着市场化生存和发展的压力。
因为身份定位不同,在操作手法上,各融媒体中心也并不一致。实际运营中,浙江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采取了“媒体+公司”的发展架构——有的公司虽然不直接隶属于融媒体中心,但是业务上由融媒体中心指导。
其次是由身份定位带来的内部管理问题。
打破人员身份界限,形成一视同仁、多劳多得的薪酬体系和用人机制,成为融合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之一。
这方面改革比较成功的县级融媒体中心,采取的办法基本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模式——全面推进绩效考核,人员身份进档案,以工作实绩取酬定岗。
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在“新闻+三务(政务、服务、商务)”的运作模式下进行发展,“三务”在媒体收入来源中占比各不相同。
县级融媒体中心对政务服务领域比较擅长。在浙江前几年数字化改革的潮流中,抓住机遇承接政府数字化改革项目,切入大数据产业,进而深度嵌入县域基层治理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迭代式发展的主要路径,安吉、长兴、瑞安、温岭等地的融媒体中心就是如此。
以温岭市融媒体中心为例,他们提出“打造全国一流的县域治理现代化服务平台”的目标,从做监控业务起步,到建设乡镇街道的智慧城市数字驾驶舱,执行全市数字化改革项目,再到目前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融数字化社区治理、生活服务、商务拓展等为一体的社区信息综合平台搭建,仅用两年时间,就把信息化产业从0做到了8000多万元。
这些开创性思路打开了发展新空间,也是浙江不少县级融媒体中心能够做到上亿元规模的密码之一。
当然,这个模式被复制也并不容易。
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有较强的技术储备以及链接外部资源的能力。
另一方面,需要县级融媒体中心对自身认识的再深化。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和数字化社会的到来,县级融媒体要从过去单纯的新闻报道者、内容生产者、广告经营者,转向社会协同的组织者、信息(数据)流动的枢纽性平台、社会化治理的新平台,更加深入地嵌入到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运行的治理体系中。
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观照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那么寻找发展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成为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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