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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让观众先“入戏”,再“出发”:文旅微短剧的共情传播密码

导语:研究发现,短视频平台媒介技术的应用能够满足共情传播的前提条件——共情传播场域的构建。

  (原创:胡航佳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宁海林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

  摘要:文旅微短剧通过共情传播场域构建、叙事内容触发与深化受众共情、共情反馈生成、共情效应转化等环节,实现了心理态度层面的共情效应经由受众的共情反馈转化为社会认知层面的文化认同以及社会实践层面的行动共同体生成机理,同时也构建了短视频平台文旅微短剧层层递进的共情传播实现路径,从而较为系统地阐释媒介平台、传播者、传播内容以及受众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共情反应,进而推动文化认同与行动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及路径,力图为文旅微短剧的制播提供借鉴。

  关键词:短视频平台;文旅微短剧;共情传播;传播机制


  文旅微短剧正逐步成为继短视频之后文旅宣传的重要载体,在以视听沉浸与即时互动见长的短视频平台上,凭借其篇幅精练、节奏明快的叙事特征和高度浓缩的情感表达,为建立起受众与旅游目的地间的情感联结提供了契合的共情传播场域。共情传播是指传播者通过共情叙事将传播内容传递给受众,使受众产生相同或相近的情绪、情感[1]。本文从文旅微短剧共情传播场域构建、叙事内容触发与深化受众共情、共情反馈生成、共情效应转化五个维度对短视频平台文旅微短剧的共情传播机理进行分析,较为系统阐释媒介平台、传播者、传播内容以及受众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共情反应,进而推动文化认同与行动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及路径,力图为文旅微短剧的制播提供借鉴。

短视频平台文旅微短剧共情传播场域形成

  文旅微短剧运用短视频平台所具备的媒介技术实现大规模受众群体的虚拟身体共在,在文旅微短剧所构建的叙事情境中,形成一个共情传播场域,从而满足了共情传播的实现前提,为传播内容触发与深化受众共情、受众行为扩散共情效应奠定了基础。

  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普遍应用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完成了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关键性转变[2],算法推荐机制同样作用于在平台内聚合文旅微短剧受众的过程。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普遍应用将原本分散于不同内容圈层的潜在受众,聚合到特定文旅微短剧的传播场域中,实现了受众群体虚拟的身体共在,为受众观剧后所产生的情感的聚合奠定了基础。短视频平台所具有的“共创”功能,也为聚合分散或潜在的文旅微短剧目标受众提供了重要路径。

  基于媒介可供性视角,特定的媒介技术能够制造出特定的刺激使受众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之中,从而激发受众的认知情感状态,引发共情互动[3]。对于文旅微短剧来说,共情情境的构建主要依赖剧情内容所形成的叙事情境,但抖音平台所应用的媒介技术同样能够辅助情境的生成。其中最为直观可感的,便是文旅微短剧的竖屏内容呈现形式。竖屏9:16的呈现形式能够将受众的视觉聚焦点纵向拉长,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立体,拉近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让观众仿佛具身在场。总体而言,竖屏形式相对横屏来说,能够舍弃那些相对不重要的视觉符号,更多运用特写和近景镜头来呈现故事,弱化受众自身所处的环境空间,有助于文旅微短剧叙事情境的构建,给受众带来沉浸式体验以促进情感共鸣的生成。

  锚点组件作为短视频平台的原生技术,通过定位功能将短视频中表露的信息转化为地理坐标,以此实现线上内容与线下场景的连接。当前文旅微短剧对该技术的应用主要有带货锚点和打卡锚点两类,两类锚点均通过在作品播放时嵌入地理坐标实现与剧中所提及的现实地理空间的连接。当受众在观剧之余点击带货锚点,可以直接获取该部文旅微短剧取景地的相关商品或服务信息,文旅微短剧中的叙事空间由此向消费空间延伸,同时也能推动受众由情绪共情向行为共情深化;而打卡锚点所关联的内容页仅展示平台用户在该地的线下打卡内容,大量UGC内容为文旅微短剧的部分剧情提供了现实背书。文旅微短剧的传播者对锚点组件的设置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以媒介技术为接口延伸了叙事内容所构建的情境边界。

触发受众共情:文旅微短剧叙事内容实现情绪感染

  诉诸情感的传播内容是催生共情的重要条件,而对于共情的产生过程,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由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文旅微短剧通过叙事内容的设计,使得受众在面对叙事情境中人物角色的情绪情感或处境时,能够产生相对应的镜像反应,从而触发个体的共情过程。对于文旅微短剧而言,视听语言的使用、人物角色的情绪表达能够让不同身份背景的受众唤起相同或相似的情绪,从而实现“由物及我”的情绪感染。

  (一)视听语言营造共情氛围唤醒受众情绪

  文旅微短剧作为影视作品的形式之一,是声像结合的产物。文旅微短剧依托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技术特性,将视觉语言与听觉语言深度融合,营造情感氛围,这将直接作用于受众的感官体验,视听结合形成触发共情的重要机制。在视觉语言层面,画面景别作为构成影像的基础之一,是传递情绪的关键。特写、近景、中景这类小景别,易于凸显剧中人物的表情、肢体语言等细节,让受众捕捉到人物角色的情绪波动;同时也能够聚焦作品本身所要展现的文旅符号。

  依据影视作品对声音元素的划分,文旅微短剧主要采用的声音语言有背景音乐与人声语言。背景音乐的选择能够起到渲染情绪、引导受众情绪走向的作用。而独白、旁白等人声语言正是凭借相似性实现受众的情绪唤醒,旁白以第三视角补充叙事,独白的应用则令受众自然地从片中人物的场景出发代入人物身份中,从而触发受众的情绪共情。

  (二)人物角色的情绪表达引发受众情感共鸣

  在文旅微短剧中表达状态情感的核心载体便是人物角色,演员对于人物角色的演绎通过表情、动作等细节实现身体的展演,直观地呈现人物所处的情境和情绪状态。受众个体在观剧过程中,通过自我体验、观察和想象具体叙事情境中人物的身体语言来识别其情绪,并在无意识中激活相同的神经表征,由此产生镜像情绪反应。这便是情绪感染赖以发生的知觉—行动机制作用的结果。受众个体的镜像情绪反应也并不是单一的,文旅微短剧单集时长短、分集叙事的特征会导致其叙事情境的设置呈现多元化,而状态情感依赖特定情境生成,这使得文旅微短剧能够不断制造出大量鲜活生动的“状态情感”现象,从而高频次、多节点地触发受众的情绪反应。

  对于文旅微短剧而言,受众个体的情绪反应与情节演进息息相关,人物情感的表达效力,根本上依赖于叙事结构所提供的逻辑支点与情感节奏。随着剧情进展,剧中人物在面临不同情境时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所呈现的开心、生气、悲伤等短暂而强烈的情感状态,也为受众提供了清晰可辨的情感线索,引导受众的情绪感知跟随叙事节奏同步起伏。最终在碎片化的情绪体验中,逐渐形成对整体故事的情感代入。当个体的镜像情绪被触发后,这种个体感知会通过点赞、评论等形式在短视频平台内迅速外化并进入公共空间,个体的情绪状态由此汇聚成可感知的群体情绪环境。这种具体可见的集体情感氛围,不仅证实和强化了个体最初的情绪反应,更推动其从个人的、即时的情绪感染,趋向集体的、有归属感的情感共鸣。

深化受众共情:文旅微短剧叙事内容引导认知共情

  共情的产生建立在自下而上的情绪感染过程之上,但共情不是个体对他人情绪和感受的刻板复刻,认知因素会不断自上而下地调节个体的情绪共情[4]。文旅微短剧通过设置文旅议题构建想象空间、借助人物角色传递价值观念两种路径,使受众在理解剧情的基础上形成“由我及物”的认知共情。

  (一)设置文旅议题:复现集体记忆构建想象空间

  受众更易对与自己长相和经历相似的人共情,让受众感知自身与传播主体的相似性,是受众得以共情的基石[5]。“议程设置功能”假说认为传播媒介通过对内容的加工整合为受众提供议题,以此影响受众的认知判断,而被加工的内容往往源自特定群体的集体记忆。对于文旅微短剧而言,不同的叙事主题是在文旅融合这一核心议题统摄下的子议题,在叙事内容中以复现集体记忆的方式给受众构建“由我及物”的想象空间,通过内容的相似性推动受众理解作品所传递的情感与观点。

  1.文化传承与创新:再现文化记忆的情感联结

  总体来看,我国当前文旅微短剧中“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叙事主题,融合了历史文化、非遗文化、文物三个创作方向,形成了“历史文化的现代解读”“非遗传承的代际接力”“文物故事新编”等相关议题,这些议题以再现文化记忆为内核,通过视听语言的具象化表达与受众产生情感联结。

  2.生态文明体验:始于交往记忆的生态感知

  文旅微短剧对于“生态文明体验”这一议题的呈现方式,是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景区景点、自然景观等转化为可感、可视的叙事场景,融合奇幻、都市等题材特征,讲述不同人物之间关于爱情、友情、探险等情感母题的故事,复现关于日常生活的交往记忆,让受众在情感卷入与意义解码的同时,能够关注到剧中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代表——取景地的自然景观等叙事场景的存在,在面对剧中所描绘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图景时,能够趋向对生态议题的认知迁移。

  3.城市文明发展:重塑城市生活中的集体记忆

  城市同样是集体记忆的场所与载体,以“城市文明发展”为叙事主题的文旅微短剧作品将视角凝聚在城市生活中的个体故事和城市风貌,衍生出与城市文明相关的多方面议题。个体故事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微观镜像,文旅微短剧在叙事设计上选择复现普通人物的生活经历,在以小切口反映城市发展进程的同时,通过在不同作品中呈现人物角色的多元身份、多重经历及其所面临的不同境遇,让受众从中感知“城市文明发展”这个总议题所要传达的观点。文旅微短剧对文化记忆的重塑,则让受众得以借助个体故事感知城市文明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基因。

  4.乡村振兴实践:记录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集体记忆

  乡村振兴是一个时代命题,以此为叙事主题的文旅微短剧多以“青年返乡创业”“驻村书记带领乡村发展”等主题作为议题设置的方向,通过树立个性鲜明的人物角色,聚焦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创新实践、乡村发展新面貌等叙事内容,将大量生动鲜明的乡村生活场景作为叙事场景。乡村振兴同样也是围绕地域文化展开的全方位的社会实践,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地域文化,文旅微短剧对于乡村振兴相关议题的设置,让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集体记忆有了记录的载体,内容改编与戏剧冲突的加入也能够以相对大众化的方式,推动受众通过个体故事去理解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对特定的地域文化形成更为深刻的解读与认知。

  (二)设计多类型角色:传递价值观念引发个体代入

  文旅微短剧的创作者在进行叙事设计时会设置多种类型的典型人物角色,而这些人物的角色设定或与之相关的故事情节也与某些原型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关联度,能够激活受众基于自身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的情感代入,进而理解人物所要表达的情绪与观点,最终达成认知共情。

  1.体验者角色引发自我投射

  文旅微短剧中的体验者角色,主要包括剧中所出现的都市青年角色以及文旅体验者角色。在叙事设计上,这类角色通过构建其与受众在生活经历、个体处境或情感需求等方面的相似性与相关性,引导受众进行自我投射。这类角色大都有着典型的人物特征:人物角色在面临现实困境后选择通过旅行、返乡等方式进入另一个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空间,从而实现困境的破局与个体的成长。文旅体验者的角色,则更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这类角色的出场动机本身就直接指向对地域文化的探索,更像是作为“向导”或“探索者”的身份,带领受众云体验不同的地域文化,从而触发共情认知。

  2.实践者角色进行价值诠释

  实践者角色是文旅微短剧中高频出现且极具时代意义的角色,通常被塑造为扎根乡土、坚守技艺、推动创新的个体或群体形象,这类角色在剧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实践行动,深刻诠释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等时代命题的价值,进而影响受众的认知共情。“传统文化传承者”的角色通常是指非遗技艺的传承人、地方民俗的坚守者等角色形象。围绕这一类角色所展开的叙事,在于展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传承困境以及创新活化的尝试。文旅微短剧中“乡村振兴实践者”的角色,主要指返乡青年、基层干部、新农人等,这类角色的叙事动力大多源于个体对家乡的热爱、对乡土价值的重新发现以及改变乡村面貌的责任感。

  3.象征性角色引导文化解读

  文旅微短剧中的象征性角色主要指历史人物以及文学、影视IP改编人物,这类角色本身就是承载着集体记忆与认知共识的文化符号,是在叙事情境中承担文化转译功能的主体。文旅微短剧借助这类角色,通过具体的叙事手段,例如精心设计的对话、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等,引导受众对剧中所呈现的地域文化、价值观念等内容进行深度解读。以历史人物作为主角的文旅微短剧,能够凭借其固有的文化象征意义与情感感召力实现与受众的基于文化认同的情感联结,引导受众在共情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纳并认同剧中所呈现的地域文化价值。

文旅微短剧的共情反馈:受众参与的情感传递与扩散

  在共情发生的过程中,受众会在情绪感染的基础上形成有意识的情绪分享,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情绪或群体情感的传递与扩散也属于共情传播的情形与范畴[6]。理想的共情传播不是单向度的传递过程,而是受众的共情反馈与传播者的后续回应形成互动的过程[7]。在短视频平台中,文旅微短剧主要依赖互动话题的创设与三级文本的生成,为受众提供情感表达与双向互动的渠道,由此推动共情反馈的生成。当受众基于剧情所产生的个体情感与观点通过评论、二创等行为被公开表达并得到他人回应时,群体情感也由此逐渐形成并实现进一步的传递与扩散,这同样也是一个依托平台媒介技术、通过多主体参与和互动进行情感再生产的过程。

  文旅微短剧分集叙事的内容特征,也影响了受众基于初级文本所创作的评论内容。受众对于剧情、演员、文旅符号等内容要素发表评论,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同时,吸引有相似体验的受众参与讨论,使个体共情在观点碰撞中凝聚为群体共识。因此,在部分文旅微短剧的评论区往往会出现受众群体自发地就一个核心议题展开讨论的现象。当评论区形成某种观点的集体偏好,其所代表的情感倾向会影响更多受众调整自身的情感认知与表达,生成更多观点相近或基本一致的评论文本,进一步放大共情效应。此外,评论文本中也通常会出现与旅行攻略或推荐相关的内容,聚焦作品取景地的美景美食等地域文化特色。诸如此类的评论内容将受众群体的情感共鸣转化为行动指引,从单纯的情感体验延伸至实践参与,拓宽了共情效应的传播边界。

文旅微短剧共情效应转化:推动文化认同与行动共同体生成

  发生于受众个体或群体心理态度层面的共情效应,能够经由受众的共情反馈,在短视频平台这一传播场域以及现实社会中得到转化。文旅微短剧通过叙事设计与传播者的主动引导,并以受众的共情反馈为载体,将共情效应转化为社会认知层面的文化认同构建,以及社会实践层面的行动共同体生成。同时,共情效应的转化也会提高平台内文旅话题的关注度与讨论度,从而影响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生态与文旅微短剧未来的创作方向。

  (一)引导受众情感共鸣,构建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主要依据包括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等[8]。通过对受众共情反馈的分析并结合具体的受众评论内容,可以发现文旅微短剧通过触发受众共情,引导受众产生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受众能够辨识并理解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包括对历史文化中的人物及事件、非遗文化的技艺与价值、方言文化及美食文化的意义与代表性,以及对自然、人文景观形成准确的认知。第二是受众对地域文化内在价值观念的认知与接受。不同主题的文旅微短剧传递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例如传承与活化非遗文化、生态保护等。第三,文旅微短剧通过在故事中设置文化传承与创新、城市文明发展等共情议题,并结合具体的叙事主题将当地的民俗风情、自然景观、历史故事、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元素以符号化的形式深度融入剧情,使受众在观看过程中自然接触并了解地域文化。当这些文化符号与微短剧中的人物命运、情感脉络相融合,地域文化由此成为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重要部分。受众对于地域文化的认知,是在沉浸式的情感故事观看中形成的意义解码。受众所表达的对于文旅微短剧的认可与支持,实则代表着他们接受并共享剧情所复现的文化记忆,从而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建立起基于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第四,文旅微短剧对于受众文化认同的构建也并非在叙事设计中直接复现地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文旅微短剧通过视听语言与叙事技巧的运用,对地域文化进行转译与故事重塑,将传统的、地方的文化记忆与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新的价值理念、时代要求相结合,使得地域文化能够在不同叙事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解读与价值延展。

  (二)推动受众进行文旅宣传与消费,形成行动共同体

  对于文旅微短剧来说,共情传播最终也需要落实到行为层面上。文旅微短剧通过实现受众共情所达成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也会推动受众群体在不断地线上互动中向行动共同体转化。通过对受众行为倾向的分析,受众的共同性行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第一,自发性的线上宣传。受众对文旅微短剧的点赞、评论、转发等行为,有效扩大了文旅微短剧的传播范围;第二,受众在发表评论时所表现出的“追剧”意愿,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宣传剧集内容的目的。而受众对于取景地旅行体验的分享行为,则更进一步为文旅微短剧的取景地做了推广;第三,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消费意愿表达。受众表现出对于文旅微短剧取景地的线下出行意向,最终会指向具体的线下文旅消费。

  在内容运营的策略上,地方文旅等传播者借助短视频平台所提供的互动功能,为受众提供了实时分享自己的旅行体验的场域,当个体化的情感被公开表达,并借助创作话题或评论区逐步聚合,分散的私人分享便逐渐汇聚成了共享的公共记忆,受众在参与话题讨论、浏览旅行攻略的过程中形成自发宣传取景地的共同行为。此外,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传播者在内容播放界面设置带货锚点,将叙事内容中的关键场景与实地坐标直接关联,能够直接导向取景地的相关商品或服务购买页面,引导受众在观剧过程中可以一键获取取景地信息与他人的评价内容,也会进一步促成受众的消费行为。

  综上,在叙事设计的引导与内容运营手段的共同作用下,受众间能够建立起基于共同情感体验和共同行动目标的联结,这正是行动共同体得以生成的起点。当文旅微短剧的受众基于共情体验从线上宣传走向线下体验,并将个体体验再次反馈至平台,参与文旅宣传与消费的行动共同体会不断壮大,并推动文旅微短剧创作的不断进步与地方文旅IP的持续传播及价值变现。

结语

  本文对文旅微短剧的共情传播机理及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短视频平台媒介技术的应用能够满足共情传播的前提条件——共情传播场域的构建。文旅微短剧对叙事情境的构建直接作用于受众共情生成的情绪感染和认知调节过程,通过视听语言的运用以及人物角色的情绪表达来实现对受众的情绪感染,通过设置“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文旅议题复现集体记忆,设计体验者角色等类型角色直接传递价值观念来推动受众的认知共情。在实现共情后,传播者能够利用短视频平台为受众提供互动话题创作与三级文本生产的途径来收集共情反馈,由此实现共情传播,从而揭示了心理态度层面的共情效应经由受众的共情反馈能够转化为社会认知层面的文化认同构建以及社会实践层面的行动共同体生成过程,即“共情传播场域构建—叙事内容触发与深化受众共情—共情反馈生成—共情效应转化”的运作逻辑,由此揭示了短视频平台文旅微短剧共情传播的作用机理,同时也构建了短视频平台文旅微短剧层层递进的共情传播实现路径。

 

参考文献  

 

[1] 刘春霖,郑冬芳.共情叙事与互动仪式:新主流电影的共情传播策略探析[J].电影文学,2023,(20):32-37.

[2] 匡野.短视频智能推荐算法技术的社会影响与规制路径[J].中国编辑,2021 (09):28-33.

[3] 蒋俏蕾,陈宗海,张雅迪.当我们谈论媒介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基于可供性视角的探索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22 (06):71-85.

[4] 黄翯青,苏彦捷.共情中的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过程及其关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06):13-19.

[5][7] 钟新,蒋贤成,王雅墨.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J].新闻与写作,2022 (05):25-34.

[6] 赵建国.论共情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06):47-52.

[8]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04):102-104+107.

【责任编辑: 徐亚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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