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春晚是所有电视人乃至视频行业人不可避免的话题。特别是央视春晚作为一个象征性节目反映着大众百姓电视媒体消费的方方面面因素。

　　央视春晚小调查

　　笔者对单位10位的同事，针对春晚收看情况做了一次小规模调查。按照除夕晚所在地算刚好是5位在城市、5位在农村；但除了笔者其它都是在北方。在年龄段方面主要是70后和80后，还有1位90后。以下主要调查结果。

　　有两位北京的同事（虚岁都在35及以上）外对春晚有比较深的情感寄托和观看欲望，其他各个年龄段的同事大都不关注节目本身，主要是将春晚作为一种节日期间家庭聚会和交流的背景之一。事实上，好几位同事都提到一起包饺子以及12点吃饺子、放鞭炮的习俗，而看春晚在一定意义成为打发这段时间的方式。其中一位同事因为除夕是在旅游期间度过，没有特别觉得想看春晚，但因为当晚在宾馆没有更好的节目或娱乐活动所以才看春晚。有三四位女同事言语间透露出“陪”婆婆、公公观看春晚的意味（国人还是重视孝道的），其中一位表示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忙家务、带孩子（笔者注：真是贤妻良母型啊）和发短信/微信，中间随意性地“看了几眼”。

　　在观看过程中，大部分同事都会通过短信、微信与好友互发祝福语。唯一的一位90后男同事，因为是家在农村没有宽带，所以和家人一起看了一阵子春晚，后来觉得“没意思”（出现了一位“不喜欢”的歌手）在另一台电视上看非春晚节目（“刚好有一部电影”）。在微信好红包方面，有5位不同年龄段的同事参与了抢红包，其中1位同事表示在节目观看期间也与家人交流抢红包事宜（因为节目没意思），4位同事表示春节期间摇了十几把之后觉得没意思就不摇了。有意思的是，唯一的90后同事并没有抢红包，倒是很关注微信上的春晚“吐槽”。

　　回过头再说一下两位对春晚有寄托乃至有好感的同事。这两位同事都是在北京，其中一位是从部队出来。另一位更是作为军嫂在除夕晚陪丈夫一起值班，并和战友们一起看春晚。该同事说战士们是对看春晚的准备工作比较“郑重”，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对个别节目内容会有交流讨论（如刘德华）。笔者在对军嫂（P.S.,军队领导夫人不在此列）表示由衷的赞美同时，不由感叹：我军战士的情感还是比较纯粹滴；在某种意义上，军队是另一种家庭，一种更为简单和纯粹的家庭——而且有更多的仪式感。

　　对于节目内容及其影响力，即使是那位“军嫂”同事，也表示对节目本身“没什么印象”。一位北京的女同事表示：以前觉得春晚节目有一定吸引力，现在虽然自身在情感对于春晚还有寄托，但实际节目离预期越来越低，感觉春晚节目“形式高于内容，没有内涵”。在这种情况下，该同事倒是挺关心主持人着装（形式）。今年看春晚的时候，有些节目内容感觉有点出彩，但没有特别深刻印象。另一位同事表示：以前春晚节目演唱的歌曲会成为当年歌坛的流行元素，但现在春晚的节目不好，已经不具备这种影响力（笔者注：按此说法，《我要上春晚》节目的吸引力会大大下降啊），而且服装也不好（央视舞美看到这条估计很郁闷）。还有一位北京同事表示：在央视春晚之前会关心节目预告，但最终也没什么印象；作为北京“土著”，她倒是看了看北京的春晚，并提到相声节目。好几位同事在观看春晚贾玲之后，会搜索一下“喜乐街”；但立马有一位同事强烈表示其演出没有任何“艺术”成分。

　　笔者认为：随着电视娱乐产业的发展，大众的欣赏水平显著提高了，春晚作为一个标志性节目，其节目影响力远远低于大众预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央视春晚的反腐败节目，数名同事强烈表示“太假”。一名同事则表示意识形态宣传成分太多导致表演内容受到诸多限制，“不能演”、“不能说”的东西太多，最终导致形式化主义。对此，笔者认为：当电视台失去公信力和诚信力的时候，春晚的意识形态宣传成分造就了“皇帝的新衣”现象。

图为：2012央视春晚收视率地图

　　笔者作为唯一的南方代表算是一种另类吧，我在农村老家过春节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父亲拜见或接待乡里的父辈亲戚朋友们，干脆都不看春晚。妈妈、弟弟、弟妹要么忙家务，要么带孩子，估计是看了几眼电视——至于是否春晚我都没在意（因为没印象）。这部分是与老家的独特情况有关：我所在的福建农村是一个传统上“生意”气氛比较浓的地区，实际上处在一个“农村不像农村（耕地越来越少），城市不像城市（没有品牌产品或规模制造业）”的时期。乡里亲戚的交流除了家长里短的亲情交流，经常涉及“生意”交流。因为不少亲戚是在外地做小生意，大家一年也难得聚在一起交流。所以，借着春节的机会多交流也很正常。从节目内容来说，其实央视春晚很多节目（如京剧、相声、二人转）都是针对北方百姓心里习惯，所以央视春晚在南方地区不被认可也是很正常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上面的2012年春晚收视地图得以体现。

　　谁的春晚？

　　几年之前，笔者刚刚开始广电及三网融合研究，曾经与BOSS有过一次争论。当时BOSS对广电的IP化持有较大的疑议，他认为：从收视时长的角度，广播电视将来仍然会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笔者很“淡定”地表示：这一观点的前提是有所谓“主流人群”的存在。

　　对于低于辽阔、流动人口多的中国，很多人（包括笔者）都是难得有此机会与家人团聚（不仅仅是军嫂）；因此除夕之夜对大部分中国百姓而言都具备很强的仪式感。尤其是北方百姓有吃饺子度过年关的习惯，很多百姓都有在客厅陪同父母一起过年的习惯。这种需求有着一定的“刚性”。而春晚必然会成为这一刚性需求下的背景或内容之一。

　　但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晰地看到：娱乐消费需求“碎片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因此通过一台春晚满足十几亿人的上述娱乐需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也就是说：除夕之夜是老百姓的除夕之夜，而不是央视或某个电视台的除夕之夜。首先，老百姓已经拥有更多权利和手段选择自身的除夕娱乐方式，除了电视屏幕还可以选择其它渠道，如手机娱乐（微信抢红包）、旅游（上述10位同事中有两位在春节期间到外地旅游）等。其次，如果笔者在【乘桴看山】互联网与媒介传播乱想（2）所言，媒体并不是哈贝马斯意义的纯粹的“公共领域”，国家意志的强力介入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春晚本来就不完全是老百姓的春晚，必然掺杂各种舆论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行为（譬如假唱、演员选择的潜规则等）。

　　不管怎样，笔者还是认为：让春晚回归，让春晚成为老百姓的春晚是最有意义和最必要的事。如同国人尊重孝道一样，普世价值依然存在，但需要结合真正的现实生活进行艺术的演绎。依然有很多百姓对春晚有一定的心理寄托。从节目内容本身的角度，当电视节目达不到大多数百姓的期望时，在娱乐产业竞争不断提升的今天，央视春晚收视走下坡路是必然的。不过，笔者自身也有一个自己无法想清楚的疑问：除了基于普世价值进行节目创作，电视台是否可以基于用户细分的问题，考虑办好几台春晚？

　　从媒体融合看春晚

　　其实，节目的创新和吸引力问题，已经不是行业舆论关注焦点。央视春晚所折射的媒体融合才是焦点。

　　微信与央视及北京卫视等合作，以“摇一摇”为入口，提供“抢红包”、明星拜年、上传全家福、好友红包拜年、好友贺卡拜年、小视频、彩蛋红包、彩蛋页面、实时节目单等互动服务。从央视春晚110亿次摇一摇红包互动总量到8.1亿次/分峰值数据，从BTV春晚2.19亿元摇一摇打车红包到1.1亿次微信页面互动，电视和手机屏以前所未有的紧密度捆绑在一起。当然，目前大众反响最大的还是“抢红包”这一互动方式。

　　对此，笔者在小言移动新媒体（中）：移动媒体的价值一文中指出，媒体的价值包括三个方面：（1）内容本身的价值；（2）“信息入口”的价值以及（3）“应用”的价值（基于“信息入口”之上）。当央视春晚在节目内容本身的价值下降时，其作为“信息入口”的价值还在依然长存。在此情况下，电视台除了继续获得信息入口的广告收入同时，进一步挖掘可能的眼神性“应用”，已经成为电视台的核心任务。上述微信“抢红包”、“明星拜年”、“上传全家福”、“好友红包拜年”、“好友贺卡拜年”都是“应用”价值的体现。

　　进一步，笔者在OUT of Control（失控）！！一文中，早已指出：“内容”不再，“应用”永生！在“碎片化”和“万物互联”的背景下，依靠内容本身已经无法吸引足够的用户，也难以将“观众”转化为“用户”。电视只有积极发展电视节目相关应用，由此逐步与用户之间建立“强链接”才是媒体融合的根本路径。

　　笔者很遗憾此次春晚期间只是造就了“抢红包”这个应用（这或许更多与文化层次相关，就不探讨了）。当然，业界更关心的是在互动过程中，电视台与腾讯微信平台的关系：是依靠微信平台还是自建平台？对此，业界人士包冉在电视台与微信互动是饮鸩止渴？错得离谱！一文中指出：对电视台来说，互动平台其实没有可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状态下，“借助微信入口，获得用户数据，考量的是电视台的新媒体运营能力，而不是坐等别人送上门来的“开放”。对此，笔者基本赞同。对电视台来说，用户互动是一个长期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地基于各种应用持续进行用户运营，包括应用的优化和扩展。在无法在自身品牌下建立私有平台时，利用外部平台是必然的事。当然，电视台在借助外部平台进行用户互动、形成用户数据库的过程中，也应该逐渐建立自身的平台。